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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父亲冷楚
发布日期:2015-04-17   作者:   来源:    阅读:
文/冷允澈口述 于洋执笔
2009年09月18日13:45
冷楚(1899-1962),原名杨述孝,字曙晓,河北省易县人。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6月转为中共党员。任共青团绥远地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他在归绥以西广泛开展农运工作,是1927年归绥城南“孤魂滩”事件的领导人之一。1930年创建河北南宫党组织,后在北京门头沟工矿区发动工人运动。“一二•九”运动爆发,他是领导人和组织者之一。1937年后,在太行山根据地进行革命活动,历任太行区党委党校校长、太行区党委书记、太行军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人事局长,1956年调中央任政法干校副校长,1962年因心脏病去世。
  在大革命那样动荡的时期,有人曾经想吸收冷楚加入国民党,他坚定地拒绝了,而选择了加入共产党。
  冷允澈:父亲家庭原是书香门第,后由于其祖父参加义和团而被抄家,1899年父亲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没落了,他在穷苦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少年时代便外出做工。他先后在北京当过眼镜店学徒工、印刷工人等,能够体会到劳苦大众的疾苦,对他们有深厚的感情。父亲常对我说:“我(小时候)的生活很像高尔基的童年。”由于家庭贫困,父亲只读了3年私塾。但他受其祖父爱国思想的熏陶,从小萌生了反帝反封建的情绪,对他以后生活道路的选择起了重要作用。
  1922年,父亲在北京中华印刷局从事校对工作,在给北京大学的李泰棻教授译著《西洋大历史》校对的同时,另外还做了他的文稿誊写人。在这期间,父亲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并开始接触新民主主义思想。他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冲击后,开始了对人生之路的思考。也正在此时,父亲在李教授家中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李教授向父亲介绍了李大钊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活动,使父亲豁然开朗。教育改进社曾有人想吸收父亲加入国民党,父亲回答“这个革命(三民主义)不如俄国的劳农革命彻底”,谢绝加入国民党。
  经李教授介绍,父亲到绥远教育厅做《教育政报》编辑时,结识了绥远职业学校训育主任、中共党员路作霖。在他家,父亲读到了布哈林所著《共产主义ABC》,每当父亲向我介绍他这段经历时,都极为振奋地说:“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当我读完后,心里顿时亮堂了,浑身也有了力量。第二天早上我去还书时跳着大叫‘我找到真理了’……我朴素的阶级觉悟已升华为理论觉悟。”从此,父亲有了自己的理想,并决心为其奋斗终生。他认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要想投身革命洪流,拯救中华民族,参加国民党还是参加共产党,是摆在当时所有有为革命青年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父亲想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献身,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就选择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他首先加入了共青团,6月成为共产党员。
  他把自己的青春热血洒向了归绥大地,在那里组织农民运动,仿效毛泽东同志那样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传播马列主义。他夜以继日地深入农村作调查、搞宣传,让革命思想深入到人们的心中。1929年春,按照绥远党、团地委的指示,为抗议封建军阀的苛捐杂税及对农民的压迫,以西郊农民为主的“孤魂滩”事件爆发了,父亲是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亲自在“鸡毛信”上写好集会的时间、地点和口号,由农民骨干分子沿村传播,并乔装参加到农民队伍中一起游行,呼喊口号,最终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孤魂滩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国共领导的少数民族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斗争。这场胜利推动了绥远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然而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惨遭杀害。绥远国民党右派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对共产党人开始逮捕和镇压。由于我党内出现叛徒,绥远党、团组织被破坏,冷楚当时是绥远共青团地委书记,名字被列在“清党”的名单上面,受到通缉。
  冷允澈:绥远地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父亲赴北平向北方局汇报工作。然而父亲还是被捕了。父亲面临被判处死刑的危险,却还借着被“审判”的机会演讲,宣传马列主义、共产党的主张,同时斥责国民党的分裂活动等反动的丑恶行径。父亲后来对我说:“我的演讲,使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法官不知所措,不得不仓促休庭。”父亲的演讲引起了绥远特别法庭的审判处处长王荣欣和典狱长刘泽长的注意。他们是国民党左派,父亲的演讲引起了他们对当时时局的思考,感觉父亲确实是一个有为的革命青年,在那样一个国难当头的情况之下,他们被父亲的爱国心深深地触动了,对父亲产生了同情。
  巧合的是,王荣欣与父亲的老家是邻县。父亲同他们挑明,如果想让自己认罪是不可能的。王荣欣忙说: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好好谈谈。后来借着几次私下接触的机会,父亲把共产党的路线、纲领、主张系统地阐述给他们听,每次他们都受到震动,父亲在晓之以理的同时也动之以情,同他们拉家常,谈论家乡发生的事情,就这样,他们终于下决心帮忙。恰好此时奉系军阀要占领绥远,时驻绥远的国民党晋军要逃往山西,他们就打算趁机偷偷把父亲放了。由于父亲是死囚,共产党人都不能幸免,幸亏父亲是“清党委员会”羁押的,没有案卷,于是王荣欣想出一个办法:“若奉系军阀问起来,就说他让晋军带走了;若晋军问起来,就说他让奉系军阀处决了。”一晚,刘泽长亲自打开牢门,王荣欣为父亲准备了长袍、礼帽,让父亲易装越墙而逃。为了日后方便联系,刘泽长等与父亲交换姓名,由于当时在白区的中共的地下工作处于低潮,加之外面正是大雪皑皑,父亲对刘泽长说:“你就叫我冷楚吧。”(后来父亲就一直用“冷楚”这个名字了)墙的另一头下面是一个木板搭的鸡窝,父亲跳下去的时候一声巨响,幸好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父亲赶紧坐上一辆人力车,拿礼帽挡着脸,加上是黑夜,比较隐蔽,途中虽遇上了狱中的看守,却没被发现。就这样,父亲逃出了虎口。
  恢复自由后的冷楚继续投入到工作当中。1930年秋,他到河北南宫县创建了县委,任书记,后因国民党通缉,返回北平,在城区与门头沟之间奔走,开展工人运动。后因北平党组织不断遭受破坏,他又到保定、滑县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冷楚担任河北反帝大同盟省委委员,1933年深入到天津发展,又到河北定兴、易县、涞水开辟工作,发展党员,1935年还参与组织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冷允澈:狱中,父亲得了全身性的关节炎,后来回河北易县老家养病。关节炎好了以后,父亲找到《绥远日报》的编辑刘冠一,接上党的关系,继而任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转入地下活动。1935年,父亲作为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在发动“一二•九”运动的过程中,主要负责组织宣传工作,因为有组织工人运动的经验,认为学运也应当坚持党的领导。为掩护党组织,运动的领导者们要乔装参加到群众的队伍中去。就这样,母亲也和父亲一起加入到群众的队伍中去游行,父亲还抱着1岁多的我作为掩护,这样在人群中不引人注目。革命胜利以后,聂真等叔叔、伯伯见到我,还打趣地说:“我们当初还用你作掩护,抱着你参加‘一二•九’运动哩!”
  1936年,冷楚被调到中共天津市委工作,为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中共北方局决定扩大党的活动区域,在太行山区筹备建立晋冀特区,冷楚任书记。同年3月,冷楚奔赴太行山区,途经河北易县时,不幸再次被国民党军警抓捕。
  冷允澈:1936年,抗战形势严峻,党中央下达通知,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全部撤退,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1935年8月1日,《八一宣言》发表,1936年3月,父亲带着这一重要文件,要送到农村去武装农民,便于开展斗争。路过河北农村的关卡时,国民党军警中有一人是易县的,并且跟父亲一个村,认出了父亲,知道他是中共党员,肯定会携带重要的东西。就仔细搜了父亲的行李,果然从父亲的枕头里搜出了《八一宣言》,就将父亲押解到河北易县的监狱,戴上重镣,严刑拷打。父亲坚持说自己无罪,对敌人说,自己只是个普通工人,这些文件不知道谁偷偷塞到他枕头里的,并且机智地说,“既然你们认定我是政治犯,那么县城级别的监狱没有权力关押我”,以此为借口坚持要转到省级的监狱去。由于在易县认识父亲的人太多,很危险,若是转到省级的监狱,熟人就少,逃脱的机会较大。经过反复斗争,最后他被转到保定监狱,被判无期徒刑。在狱中,父亲以普通工人的身份领导狱友进行绝食等斗争,以此为大家获得增加水、食物等“优待”,并获得纸、笔等,可以写东西、学习。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进犯华北,整个监狱乱成一团,狱中的犯人趁机砸开监狱的锁,父亲也趁乱逃出了保定监狱。
  父亲跑了十天十夜才到太行山区,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复发,危在旦夕。然而基层同志并不清楚父亲的身份,不敢贸然收留,于是向区党委汇报,当时的区党委书记陶希晋同志得知这一情况,马上派人把父亲送往医院,并且下达指示:“这是我们白区很重要的一个负责人,一定要把他救活!”父亲养病阶段,陶希晋、李雪峰等领导同志都去探望他。
  父亲在狱中便一直思索今后革命的趋势,认为今后的工作重心必然转到太行山区,于是病愈后,就一直在太行山区进行革命活动。
  1949年初,冷楚和周璧等太行区党委领导奉命带领太行、太岳两区4000多名干部南下,组建南下区党委即“长江支队”,随军到新区工作,为迎接解放的到来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
  冷允澈:长江支队在武安集训时,父亲分别在3月7日、10日作了两次报告,第一次做南下动员,第二次是讲城市政策。父亲强调此次南下的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城市解放后,仍可能有敌人的残余力量,甚至潜伏的特务,因此接收城市时不能麻痹大意。此外,城市建设中应当注意城市的资本家不同于农村的地主阶级,应按政府规定予以保护,对民族工商业者应做到保护和劳资两利。
  出发之前,父亲同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宣传部部长周璧一起到刚解放的北平参加4月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请薄一波同志把他们在大军南下前希望见见毛主席的请求传达上去,得到批准后,父亲等人在4月15日拿着薄一波同志的介绍信到双清别墅,见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毛主席一一询问了他们的姓名、籍贯等基本情况,以及太行区农民生产、生活的情况,朱总司令询问了手工业方面的情况,父亲等人分别做了简要汇报。接着,出乎父亲等人预料的是,毛主席并没有谈论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而是与他们畅谈了“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四面”是指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有双方,所以合称“四面八方”。这是针对新解放城市的经济工作中出现的盲目、片面思想,甚至“左”的错误倾向提出的,希望他们能够做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聆听毛主席的这番谈话后,父亲茅塞顿开,并且他之前所发表的讲话也相应得到印证,因此他对南下工作更加充满信心和干劲。
  无独有偶,由于父亲身体一直不太好,加之南下时大多坐吉普车,甚至步行,只有一段路是坐火车,父亲坐火车快到上海的时候心脏病复发,情况十分危急。同志们马上用床板把父亲从火车上抬下来,送到解放军陆军医院,刘伯承同志关照院方一定要把父亲治好。父亲接受治疗后,在南京玄武湖疗养。本来长江支队是要去接收苏杭的,但是由于慢了一些,苏杭由其他部队接收,长江支队便被派往福建。福建作为战斗的前线,情况相对复杂,陆路也没有便利的交通,父亲的身体又如此虚弱,鉴于以上因素的考虑,邓小平同志就跟父亲说:“像你这样的身体就不要去福建了,你就同柯庆施一起在南京工作吧。”父亲婉言谢绝了,并且给长江支队的所有战友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先去,待我病好了以后,我一定赶上你们,一定去福建”,并鼓励他们同当地的干部一起并肩战斗。等到父亲病好了,骑毛驴、坐吉普车辗转了十天十夜到达福建,前去迎接他的战友们无不为之动容。
  1950年,中共福建省委建立,父亲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积极参与领导了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的组织建设工作。1956年6月,父亲调到北京,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他单独深入各个科室和教学班,提出教学除了要学习苏联体系之外,还要逐步体现中国自己的特色和政法工作的特色。他还常年穿着粗布制的工人装,只为能更好地贴近群众。在这一时期,他的心脏病时常发作,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带病坚持工作。
  对于当年曾搭救自己的恩人刘泽长和王荣欣,冷楚一直没有忘记。解放后,他立刻通过公安系统寻找他们的下落。王荣欣跟随国民党到了台湾,便再也没有联络上,但是找到了刘泽长。
  冷允澈:晋军到了山西,刘泽长就一直在太原,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战犯管理所所长。1949年,国民党溃败时,下令让他逃往台湾。他是国民党左派,又受共产党影响颇深,认为共产党统一中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便毅然留在了大陆。后来在审判他的时候,要给他定“历史反革命”的罪,他就讲述了释放我父亲的这段可贵经历。当地公安局便辗转找到了率太行、太岳3000多名干部随大军南下最终到达福建的父亲。父亲刚好也在寻找刘泽长,听外调人员说明情况之后,马上写了一封证明信,把当时的详细经过都写了下来。公安局凭着这封证明信,对刘泽长进行了宽大处理。
  父亲调到中央后,通过太原方面、太行山老战友的关系,查到了刘泽长的工作单位和住址,马上给他写了封信,希望他来京相会。刘泽长接到信,便给父亲回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想念。
  不巧的是,1960年刘泽长来京时,解放前入狱受到的非人的虐待和长期工作的劳累导致父亲的心脏病再次发作了。父亲在病床上见到刘泽长时,两人都落泪了。父亲紧紧握住他的手,说:“真不容易,幸亏还能见一面。”由于父亲身体状况不佳,两人未能好好叙谈,实为遗憾。但父亲也赋诗一首,予以回赠。父亲经历了两次牢狱之灾,一次是1927年,一次是1936年,对身体的摧残十分严重。第二次被捕后,父亲腿上戴过重镣的地方,镣铐的痕迹已经深印在皮肤里,直至晚年的时候都是淤黑的。1936年被关押在保定监狱的时候,父亲已经深受心脏病的折磨。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太行山的时候,就有人断言父亲活不了多久。但是父亲凭着惊人的毅力,一直撑到1962年,但由于工作过于劳累,心脏病突发离世。父亲的遗体被解剖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父亲的内脏竟早都坏死了,能够活到63岁已经是个奇迹。父亲去世后,组织上电告刘泽长,刘泽长特地从太原来京参加父亲的追悼会,并赋诗表达他的哀恸。
  虽然父亲没有上战场用真枪同敌人战斗,但是父亲曾两次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因此中央政法干校向中组部申请并获得批准,中组部特别授予他“烈士”称号,以纪念他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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